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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。而此次疫情防控中,派出所、街道办、居委会、村委会、物业等不同类型的组织,却都实际享有了个人信息的收集权。这是否必要、合理,可以留待进一步讨论,但法律依据上存在先天不足,是毫无疑问的。未来修法解决的路径可能有两个:一是在《传染病防治法》上对可能需要收集个人信息的主体做穷尽式列举;二是仍然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作为个人信息的收集主体,同时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其成立的防疫指挥机构,根据传染病防控需要,委托其他单位对特定信息进行收集,并对此委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从个人信息集中收集、降低暴露风险、提高保护责任意识等角度看,后一种路径或许是更可取的。